【珞珈心理讲坛】第三期 | 俄克拉荷马大学蔡华俭教授：理解中国区域文化心理差异及其根源

2024年6月3日上午，武汉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心理学系珞珈心理讲坛第三期“理解中国区域文化心理差异及其根源”于武汉大学振华楼B214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学术讲坛邀请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蔡华俭教授为心理学系师生带来一场学术盛宴。蔡华俭教授为俄克拉荷马大学终身教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百人计划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社会心理学专委会主任、曾于2016-2019年被评为爱思唯尔心理学高被引学者。本次讲坛由武汉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喻丰教授主持，心理学系尤瑾教授、严瑜教授、许丽颖副教授、胡小勇副教授、徐嘉副教授、张春妹副教授、白宝玉副教授、张文娟副教授、李杰博士、李凯博士、邬家骅博士等教师及心理学系学生共同聆听了蔡华俭教授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坛也吸引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赵靓副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谢天副教授等多名校内外专家参与。

在讲坛的一开始，蔡华俭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两个面向，即以跨文化或本土化视角考察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静态视角，以及从地域差异、代际差异、社会变迁视角考察中国文化内部差异的动态视角。他认为为了回应文化心理学学界长期以来对心理学研究的“WEIRD（怪异的）”指摘，中国学者应从上述两方面入手，进行更为深入的文化心理研究，以避免该领域中存在小众代替普适、特殊描述总体的“怪异”现象。

之后，蔡华俭教授指出从Hofstede的六维文化理论开始，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成为描述各种尺度的文化差异的核心要素。但虽然这一文化维度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找到对应的例子，比如在介绍自己时中国人惯用群体身份表明自身，而美国人则更关注个人的兴趣爱好，可对于此学术概念的界定却难以统一。从社会学意义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分别在于构成社会的最小单元是个体亦或集体；而在心理学意义上，狭义视角认为其仅仅指涉不同社会中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而广义视角则认为其能够代表更为广泛的包含思维模式、动机、自我建构等等在内的文化综合征（cultural syndrome）。在此框架下，蔡华俭教授认为，不同文化体现出独立型/互依型的自我建构类型、分析性/整体性思维模式、内取向/外取向归因风格、高/低道德容忍度等等差异都可以框架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之下。

在介绍完文化心理学基本框架之后，蔡华俭教授重点介绍了其课题组最近进行的一项以揭示中国地域文化差异及其根源的大尺度、大样本的社会心理学调查。首先，蔡华俭教授提出，随着文化心理学研究从跨国家比较（cross-country comparison）到国家内比较（within-country comparison）的变革趋势，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气候多样、人口多元的中国是一个极好的研究对象，且中国学者也理应承担起研究重担。而之所以要进行目前的这项研究，最直接的动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地域差异研究被西方人所把控，且出现截然矛盾的实证证据。Van de Vliert等人2013年发表于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上的研究指出，气候恶劣性影响当地居民抱团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之文化趋向于集体主义。在此理论预测和实践考察之下，中国北方更趋近集体主义文化，而南方则更盛行个体主义文化。仅隔一年之后，Talhelm等人在Science上发表知名的“稻米理论（Rice Theory）”反驳了上述观点，其主张水稻种植区的南方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而小麦种植区的北方人更倾向于个体主义，因为前者的耕种更需要协作配合的集体作业。很明显，两个理论、两篇文章从结论上截然相反。如若再深度考察其研究方法，便会发现其存在更多的技术性问题，例如样本量规模、抽样规则等等。

因此，对于中国地域文化分布的矛盾描述，蔡华俭教授认为其需要重新以更科学、更可靠、更多样的数据样本、理论假设、变量测量去探索和验证。怀着这样的初心，蔡华俭教授课题组进行了3项大样本研究，囊括了上万名中国被试的样本。在研究1中，蔡华俭教授课题组收集了18606名从未出省生活的在读大学生样本，以价值取向、自我构念、思维方式、陌生人信任、道德容忍度五个方面表征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程度，并试图从物理环境（气候、流行病、自然灾害）、社会环境（人口流动性、人口密度、生产方式、现代化程度）、民族多样性、宗教信仰、基因、语言等方面探索文化差异的来源。构建两层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的诸表征元素上呈现经度（东西）分布差异，具体而言表现为，东部地区个体主义程度高、互依我程度低、分析性思维高、陌生人信任低、道德容忍度高。这一发现，与前人研究大相径庭，其发现了中国地域文化表现为显著的东西差异，而非传统认为的南北差异。在起源因素探索部分，研究发现，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其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其余影响因素（如人口密度、人口流动性、少数民族多少）也均可框架在现代化理论之中。这说明了，塑造东西文化差异的最大因素并不来自历史文化之积淀，反而是在近百年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所导致的。另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在模型解释力方面，任何单一因素的贡献都远不如多因素协同作用的解释力强，这变相说明了在理解地域文化差异时，突出任一因素的影响都是有失偏颇的，综合考虑、构建多维解释理论才足以理解这一复杂命题。

在研究2，蔡华俭教授课题组利用Chua等人于2019年发表在PNAS上的公开数据，在中国代表性样本中，以感知社会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为因变量，重复出了研究1的全部结论。研究3则是在疫情爆发之际，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存威胁之下，重复研究1的主要结果。总而言之，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启示有四：第一，中国地域文化差异主要呈现为东西差异，而非南北差异，具体表现为西部倾向于集体主义，东部倾向于个体主义。第二，现代化及其相关因素是解释其差异的最佳因素，现代化的力量足可以抹除历史性因素的影响，且人们在高速发展中已然通过文化的方式在逐步适应现代化。第三，综合考虑而非孤立因素是地域文化差异研究的合理途径。第四，人口自身差异（如民族、信仰、基因、语言）也可以部分解释文化差异。

在讲坛的最后，蔡华俭教授回顾了北京大学朱滢教授的代表性文章《检验“水稻理论”》，并强调“检验水稻理论是中国心理学家的一个任务”，由此引申出探索并解释中国地域文化差异、文化变迁是当代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讲坛结束后，蔡华俭教授与武汉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心理学系的教师们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科建设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于2024年6月3日下午在振华楼B301召开，由心理学系系主任喻丰教授主持，心理学系尤瑾教授、严瑜教授、许丽颖副教授、胡小勇副教授、徐嘉副教授、张春妹副教授、白宝玉副教授、张文娟副教授、李杰博士、李凯博士共同与会讨论。蔡华俭教授首先表达了其对心理学学术研究技术化趋向、人才培养重发表取向的思考。他认为，青年学者应当更多专注于某一领域进行扎实的深耕性的系统化研究，应鼓励提出原创性理论，而不是一味地追赶“风头”、“潮头”，要秉持“做学术慢就是快”的宗旨，做到基础夯实、学科贯通、深耕领域，将心理学学术研究带出技术困境，走向艺术殿堂。另外，蔡华俭教授还专门强调，心理学作为社会科学其学术问题均来自于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中国学者应当从人类共同问题、中国特殊问题中抽取学术问题，以对中国人、中国元素、中国社会为基石寻找中国文化出路，并走向世界学术舞台。蔡华俭教授这些思考与分享，既展现了其饱满的学术热情和理想，也激发了武汉大学心理学系老师们的研究热情。